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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服务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2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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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要求加强金融对消费领域的支持。202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随着数字化发展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民生活模式的变化,成为我国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经济金融发展态势与格局,促进了数字经济与金融业深度融合,催生了新型金融模式和业态,对微观服务业企业创新和宏观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引发居民服务消费领域产生深刻变革,数字技术推动居民消费主体、客体和环境等产生根本性转变,培育了新的服务消费增长点。为此,以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对于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等中央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加大金融支持服务消费重点领域发展,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服务业态势总体向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有所提升,服务消费处于较快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同比增长4.6%,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7%,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24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9.2%,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45.6%,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11.2%,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11.6%,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增长13.8%。表明我国服务消费支出保持较快增长,服务消费潜力得到不断释放,服务消费结构逐渐分化,服务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总体上,我国服务消费正处于较快增长阶段。

  服务贸易跑出“加速度”,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续增长,总体上在持续扩大开放中向新、向“智”发展。随着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服务贸易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其中,服务进口额同比增长16.4%;我国服务出口额同比增长10.7%;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差。值得一提的是,旅行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7.7%,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我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重要领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3.7%。服务贸易总体上在持续扩大开放中向新、向“智”发展。

  服务业及服务消费还未形成良好的发展生态,仍然面临着融资困难、需求下滑、供需不匹配、国际竞争力低、标准待健全等问题隐忧。具体而言,服务业市场主体经营存在资金实力不强,经营效益不高,融资难,市场主体信心尚须提振;居民收入预期减少,服务消费意愿降低,消费者信心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大量高端定制、个性化、品质化等服务消费在国内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使部分服务消费流失到国外;服务消费供需匹配水平不高,优质供给不充分,质量有保障且价格适中的服务总量不足;服务行业标准有待健全,低端服务缺乏质量标准、创新能力不足等。总体上,我国服务业发展仍不充分,且尚未形成良好的发展生态来推动服务消费。

  金融支持服务消费的功能偏弱,门槛相对较高,可及性不强。根据《中小餐饮商户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报告,针对一线家餐饮商户的调研显示,餐饮商户启动资金小于12万元的占比为59.3%,其中启动资金小于6万元的餐饮商户的占比为28.5%。餐饮服务业的市场主体资金实力较弱,融资需求较大。当前,各类正规融资渠道需要经营者个人担保,严重影响服务市场主体融资的积极性,导致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不显著;从服务消费群体而言,现有金融产品与服务存在门槛较高、可及性不强等问题。此外,“Z世代”已成为服务消费领域最活跃的消费群体,普遍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意愿,更倾向于通过信贷产品实现超前消费,偏好更为便捷灵活的金融服务,对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金融支持服务消费的有效供给不足,触达能力不强,匹配度不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7.4%,增速比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高出1.4个百分点。我国县域农村消费增长快、潜力大的特点突出,从“城尾乡头”的县城到广大的农村地区,下沉市场不断释放出立体的、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县域农村偏远地区的服务消费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农村金融短板问题有待解决,存在部分场景触达能力不强,场景风险识别较弱,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从主要服务消费群体而言,金融支持服务消费存在着匹配度不高、风险防范能力弱、回报率不高、投资性不强等问题。根据《2024年Z世代信贷消费场景案例分析报告》,“Z世代”服务消费群体普遍收入不高,存款较少,负债低,有着较为稳健的财务管理能力,其信贷消费动机主要包含基础型消费、投资型消费和悦己型消费,他们不仅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消费,更愿意为个人成长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投资,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当前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技术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存在薄弱环节,缺乏能够匹配消费者消费偏好和消费深层动机变化的金融服务,现实中有效识别风险的能力较弱,金融支持成本偏高,金融产品复杂,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情况加剧,金融消费权益问题日益突出。

  金融支持服务消费的兑换服务效率低,支付方式存在适应门槛,支付系统优化有待提升。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跑出“加速度”,旅行服务保持高速增长,已发展成为我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旅行服务消费活力正在释放。以北京市为例,2024年上半年,随着14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落地,北京口岸免签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10倍,北京举办国际赛事、演出、会展等大型活动965场次,带动我国旅行服务消费实现快速增长。然而,金融支持旅游服务的外币兑换效率低、支付方式存在适应门槛、支付系统待优化、移动支付限额等问题逐渐凸显。由于目前国内市区外币兑换点不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兑换手续繁琐、耗时较长,多数境外游客面临着外币兑换效率低,境外信用卡使用不便捷等问题。受不同年龄、地域国别、文化差异及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境外游客在移动支付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字鸿沟”,从而引发其对支付方式的“不适应”。此外,一些高消费境外游客群体面临着支付限额等问题,对于高价值商品消费的支付需求无法及时得到满足。

  金融支持服务消费的比例较低,服务消费潜力有待挖掘,多样化的服务消费模式和场景有待培育。据《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我国中长期贷款中,公司贷款和零售贷款分别占新增贷款的85%和8%,呈现出“对公强、零售弱”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存在“生产强、消费弱”的现状。同时,我国居民非住房消费贷款占比不足10%,表明服务消费融资比例偏低。从我国家庭变迁呈现的趋势性和特征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及空巢家庭增长较快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养老、家政、旅游等服务消费信贷需求将会大幅提升,服务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和潜力待挖掘。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融合不断加强,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扩大,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买全球、卖全球”引领全球新消费。随着数字技术创造了网络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空间逐渐向数字空间扩展和延伸,“云旅游”“云赏剧”“云看展”等在线服务消费活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服务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及新业态不断渗透到居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但与之相契合的金融支持多样化的服务消费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的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对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的需求。

  加强金融功能结构优化。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金融支持服务消费的“内在功能”面临着新要求。需要加强金融功能结构优化,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服务业及服务消费发展。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需求,主要包括金融服务场景化,完善金融服务功能,提高金融服务效能,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增加金融服务便利性,强化金融风险管理,培养金融数字化人才,提升金融监管效率等。金融结构优化的本质是更有效地发挥金融功能,以更加主动积极的金融创新迭代升级金融产品与服务,更好地满足服务业及服务消费对金融的需求。数字经济时代金融功能结构的优化更注重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等三个方面的体现,充分利用数据新生产要素赋能,提高金融功能结构效率,从而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属性错配”“领域错配”和“阶段错配”等低效甚至无效的问题,促进金融功能结构优化。具体而言,需要充分利用数据驱动决策支持和投资优化,提高金融行业的运作效率,助力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和合规性管理;坚持金融行业“脱虚向实”,通过优化信贷结构,提高服务业融资占比,创新和丰富金融产品体系,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将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受传统金融服务排斥的中小微服务业企业,为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微服务业企业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缓解其融资约束,驱动企业优化杠杆、稳定财务状况,解决服务业企业在研发、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断促进服务业发展,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加强金融技术服务创新。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金融支持服务消费的“外在条件”面临着新挑战。需要加强金融技术服务创新,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构建智能中枢“金融大脑”,运用大模型的智能算力,实现金融业务与运营的智慧升级,拓展金融服务的边界,提高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增强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探索金融服务的新体验、新模式及新动能,形成“新型金融服务”。具体而言,需要通过创新金融科技服务、优化信贷流程、创建信用评价模型及运用人工智能,将服务业供应链与零售场景转变为数字金融服务的平台,更精准地掌握服务业企业需求与服务消费者的偏好,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适配性。金融技术服务创新应助力金融机构加强市场洞察能力和决策能力,更有效地预测和降低潜在风险,更精准地进行信贷投放,减少资源错配。同时,也使得金融机构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服务更多客户,实现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和普及化,特别是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长尾客户群体,缓解供需错配问题。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技术服务创新需将数智生态作为引领金融发展的灯塔,把数智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灵魂植入服务业成长的土壤,助推金融和服务消费深度融合发展。

  营造良好的服务消费的金融环境,优化社会保障和财政政策,增加居民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充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政府相关部门积极营造促进服务消费良好的金融环境,加大对服务消费的金融支持力度,完善服务消费相关领域信贷投放的激励考核机制,鼓励合理增加消费信贷,加强消费信贷用途和流向监管;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增强政府部门的融资增信作用,积极为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主体提供融资担保等增信支持,增强金融机构敢贷信心,加大服务业创业的担保贷款贴息力度,缓解融资难等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加速建立短期与长期有效统筹的调控机制,加强税收优化管理,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增加居民收入并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充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注重金融普惠性发展,培育县域农村下沉消费市场,增强服务消费有机动能。政府相关部门应推动主体多元化,加强金融数字化人才的引育,积极构建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发挥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头作用,鼓励小型金融机构立足于当地,更好地支持地方小微服务业企业与“三农”;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扩大县域农村金融网点覆盖面,推进全民金融素养提升,搭建农村金融科技平台,整合农村金融信息资源,完善农村“线上+线下、金融+消费”服务生态体系构建;加速推动“数商兴农”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助力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及智慧化升级转型,拓展县域农村居民收入渠道,提高县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培育县域农村下沉消费市场,增强服务消费有机动能。

  科学制定服务业市场准入规则,深化服务业领域“放管服”改革,健全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形成金融促进服务消费的政策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应完善服务业创新的支持保障政策,建立相应容错机制,科学确定市场准入规则,强化市场监管协调,优化服务业核算,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助力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建立健全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加大专项和金融扶持力度,推动金融让利于服务业实体经济,减轻服务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融资成本,提升服务业综合竞争实力;不断完善金融促进服务消费的政策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兴服务业企业通过发行新股、发行公司债券、“新三板”挂牌等方式融资,同时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推动生产要素向服务业领域转移和集聚,促进金融业、服务业及服务消费的良性循环。

  推进服务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服务消费新地标和新风潮,提供精准匹配的消费金融服务,创造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打造培育新型服务消费示范城市,推动服务消费中心城市的智慧化建设,强化服务消费中心城市的精神属性,积极探索促进消费潜力的释放和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提供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增设各类“扩大节假日消费”“促消费、惠民生”等专题消费活动,培养全民服务消费意识和习惯,培育消费者现代金融理念,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时空的深度融合,促进休闲交互式消费场域的营造,打造服务消费新地标和新风潮;积极推进金融领域数字化改革,优化金融供给助力消费市场复苏,深度融入多元消费场景,提供精准匹配的消费金融服务,加强金融支持服务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及新业态,提升金融服务的触达率和定价能力,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推动金融支持服务消费的发展。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平衡金融创新与监管,优化数字金融治理能力,提升金融市场信心。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平衡好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关系,确保金融活动既能合理有效地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又不引发系统性风险;提升政府部门数字治理能力,有序推动数字政府和智慧政务建设,制定科学的信用数据标准,完善征信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推动数字监管技术创新和应用,确保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有序;完善服务消费主体、客体、场景、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破除限制服务消费的障碍壁垒,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加强服务消费领域执法监管,促进监管部门多元共治,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本文为杭州市社科规划课题基金项目“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杭州新电商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4JD034〕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与新消费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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